根据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记载，河东郡为秦置，东汉时沿袭旧制，其下辖包括安邑、闻喜、猗氏、大阳、汾阴、蒲坂、皮氏、平阳等二十县，其中安邑作为郡治，是该地区的行政中心，故址即今夏县西北禹王城。当时安邑冶铁业和制陶业等手工业都很发达。“夏墟文明”夏县出土文物展展出了一件东汉时期、原藏于夏县博物馆的绿轴兽足陶樽，不仅是东汉时期物质生活的见证，还可以让人管窥当时制陶业的发展水平，领略一抹瓷韵芳华。
汉代是中国陶瓷史上发展的重要时期，西汉早期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单色低温铅釉陶器。汉代绿釉陶以铜为着色剂，以铅的化合物为基本助熔剂，在窑炉中以约700℃的温度熔融烧成。这一时期的绿釉陶器多作为随葬明器，常见器型有壶、罐、俑、灶、井等，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场景和社会文化。东汉时期绿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，但是其功能仍然以明器为主。这件绿釉兽足陶樽，在展览现场没有提供更多的文物背景信息，应该也是出土于某墓葬的明器，口沿釉彩有明显的脱落痕迹。从脱落断层可见，釉彩较厚，但十分均匀，显示出高超的制作技艺水平。
展开剩余66%从这件陶器的名称，以及器形的要义来看，关键词是“樽”。樽，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盛酒器，从形制上可分为盆形樽和筒形樽。盆形樽，樽体如盆，大口浅腹，口沿外敞，腹部较浅，整体造型类似盆状。底部通常为圈足，少数为三足，圈足较为宽大，起到稳定器物的作用。筒形樽腹较深，直壁，形状类似圆筒。平底，底部有三足或圈足，其中三足较为常见，足多为蹄形足或熊形足，造型生动，增加了器物的稳定性和装饰性。绿釉兽足陶樽，就是典型的筒形樽。在汉代不仅有陶樽，还有青铜樽，比如右玉大川村就出土了有名的青铜器：胡傅酒樽和胡傅温酒樽，表面采用了鎏金工艺，精美异常。
在汉代，陶樽达到盛行时期，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中常见的器物之一。除了筒形、盆形两种常见器形，又出现了球形等，胎质多为灰陶或釉陶，部分陶樽还施有黄釉、绿釉等釉色。其装饰纹饰丰富，包括弦纹、水波纹、云气纹、神话故事图案等，反映了汉代社会的文化风貌和审美观念。
从表现色彩装饰上来讲，这件陶樽的关键词是“绿釉”。这在汉代被视为珍贵的装饰手法，其制作工艺复杂：先以普通陶土成型烧制，再施以铜为着色剂的低温铅釉，经二次入窑烧制而成。这种绿釉在氧化气氛中呈现鲜亮的翠绿色，但由于铅釉的不稳定性及漫长的地下埋藏，如今我们看到的是斑驳陆离的釉面——部分区域仍保留着当初的绿色光泽，而大部分釉层已氧化脱落，露出陶胎本色，形成了绿、黄、褐相间的独特纹理，增添了历史韵味。
从辅助设计的角度来看，其关键词当属“兽足”。细细观赏这兽足，应是狮子造型，寄托了“事事如意”的美好寓意。三足设计非常精巧，兽足造型虽已模糊，但仍能看出其肌肉饱满、形态生动的特点，既有实用支撑功能，又具装饰意义。
汉代人相信“事死如事生”，希望死后世界能延续生前生活，因此会将生前使用的物品或专为墓葬制作的明器随葬。因此，这件绿釉兽足陶樽，其意义便超越了实用功能，可被视作汉代物质生活及价值信俗的见证。
此外，绿釉陶器在汉代还具有特殊的礼仪意义。绿色在汉代五行思想中与东方、春季、木德相应，象征着生长与生机。在东汉谶纬之学盛行、五行观念深入人心的背景下，绿釉器物的制作与使用可能被赋予了某种象征意义或宗教功能。这件绿釉陶樽的出现，或许与当时的祭祀活动或特殊仪式有关。
这件陶樽见证了东汉时期手工业的技术成就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审美风尚，承载着古人对生死的思考与对永恒的追求。
来源｜运城晚报
记者｜胡春良
编辑｜雷 琳 李 嘉
审核｜中共运城市委宣传部舆情调研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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